更始政权在公元23年建立，却在短短两年内被赤眉军摧毁，这个政权只持续了不到三年的时间。学术界对更始政权灭亡的原因有着广泛的讨论，虽然各方意见不尽相同，但无论如何，最终的原因大多归结为其未能有效处理赤眉军的关系。正如王夫之所言：“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，安危存亡之大机也，于此失之，而更始之亡决矣！”这段话传达了更始政权灭亡的直接教训——未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。
赤眉军最初被刘玄招降，然而刘玄对这些降将并未给予足够的实质性奖赏，导致了赤眉军与更始政权之间的反目。尤其是在更始政权迁都长安时，赤眉军发动了进攻，最终夺取了关中，推动了更始政权的灭亡。如果当时刘玄能够妥善处理赤眉军，将其融入政权当中，赤眉军或许能够成为更始政权的一大助力，局势也许会有所不同。再者，如果刘秀未曾背叛，或许更始政权也有能力与赤眉军作战，但随着刘秀在河北的崛起和赤眉军的反抗，更始政权逐渐失去了应对两方压力的能力，最终走向灭亡。
展开剩余74%公元25年11月，刘秀被派往河北，摆脱了更始政权的直接控制，尤其是在刘秀消灭王郎政权后，他不接受更始政权的册封，而是直接击杀了更始政权指定的继位将领，成功控制了河北一带。这使得刘秀逐渐成为河北的实际统治者，并平定了当地的义军。刘秀的崛起与赤眉军的反目形成了双重压力，导致更始政权无力应对，最终加速了政权的灭亡。
除了外部原因，更始政权灭亡的深层次原因更为复杂，涉及内部的腐化和不团结。虽然更始政权由刘玄主政，但其实这个政权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军政权，绿林军作为核心力量，在胜利后迅速陷入了纪律松散、腐化奢靡、横征暴敛的泥潭。尤其是在迁都长安后，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愈加严重，“劫掠妇女，怀金玉者，至不生归”的现象屡见不鲜。绿林军起初是为了推翻王莽的统治，但一旦取得胜利，内部的矛盾也迅速浮现出来，导致了各方的激烈冲突。最终，当长安即将陷落时，王匡等将领与刘玄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，部分将领甚至密谋挟持刘玄。虽然叛乱最终失败，但部分参与者要么被杀，要么倒戈投降赤眉军，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更始政权的内部分裂，最终加速了政权的灭亡。
此外，更始政权的内部分裂并非始于政权建立后的某个特定时刻，而是根深蒂固的。早在政权刚刚成立时，在是否拥立刘玄为帝的问题上，就显现出内部的矛盾。而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矛盾逐渐加剧。更始政权内部的绿林军派系与以刘玄为首的宗室派系之间的对立，逐渐导致了“王莽之乱”后的三王之乱。更始政权就像一个松散的联盟，绿林军等农民军的目标仅仅是生存，而刘氏宗亲的目标则是恢复汉朝政权。二者的联合不过是出于共同的反王莽目标，而这种联合本身便充满了内在的张力。
对于更始政权的都城选择也有较大的争议。尽管长安作为西汉的都城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，但从安全角度来看，绿林军的基本盘位于山东，长安的安全性较低，尤其是在赤眉军的压力下，长安的防御显得尤为脆弱。如果更始政权选择定都洛阳，不仅能够更好地控制赤眉军，还能确保自身的安全。然而，政权过于看重政治意义，忽视了现实的安全问题，导致其战略决策失误。
更始政权的集权制度也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。虽然政权名义上建立了行政体系，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极为薄弱。刘玄作为皇帝，虽然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，但实际上却未能有效推行中央集权，沉迷于酒色，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能力。由于政权大多依赖本地势力，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非常松散，各地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竞争，甚至有些地方力量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受中央命令的行动。例如，刘秀在河北平定王郎政权时，遭遇的就是来自洛阳守将的无预警攻击，这种地方上的独立行动，最终推动了刘秀的反叛。
综上所述，更始政权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为外部压力的叠加，内部的腐化、权力斗争及集权体系的薄弱，才是其真正的根本原因。这一系列内外因素相互作用，最终导致了这个短命政权的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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